明朝海禁政策的影響?真的能禁住海外貿易嗎?

時間:2020-04-29 編輯:范文亭

明清兩朝都有一些為后世詬病的政策,比如清朝的閉關鎖國,明朝的海禁,雖然不是徹底斷絕了中國與外界國家的聯系,但是的確從很大程度上切斷了與國外的經濟往來,尤其是閉關鎖國,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夢里醒不過來。不過,明朝時期的海禁,真的可以把所有的海上貿易禁止住嗎?民間難道就沒有私底下進行的貿易?

明朝海禁政策的影響?真的能禁住海外貿易嗎?

一八七七年,在德國地理學家李;舴,結束了他多次在中國的地質、地理考察后,作了一本書—《中國》,并于書中首次提出了“絲綢之路”的概念。后來這本書引起了一位法國人,叫做沙畹的漢學家的注意,在他寫他的《西突厥史料》一書的時候,接受并發展了李;舴业挠^點,進而指出“絲路有海陸兩道”,便是我們今天依然還在沿用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這一概念的肇始。

這一概念一經提出,就很快得到了學術界諸多專家、學者的普遍認可與關注,開啟了國內外學者對“海上絲綢之路”(下文中簡稱為“海上絲路”)進行學術研究、探討的浪潮。

而“海上絲路”的發生、發展歷程,亦未能有別于,世間一切事物發生發展的普遍規律,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,并推行起“海禁”政策以后,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。合法的海上對外貿易被明令禁止了。而對海外貿易的多方面的需求,并不會就此戛然而止。

也正是在這一需求的推動下,民間的私人海外走私貿易,迅猛地發展了起來。如沈德符就在其《野獲篇》一書中講到,“在沿海則臺、溫、福、興、泉、漳、潮,在內則福寧、福清、邊江、長樂,戶習風濤,人熟勾引,百人為舟,方舟為黨。冒給般由,開洋謝利,一遇負販之舶,弱肉強食,殺戮剽掠以為常!(據 沈德符《野獲篇》卷 12·《海上市舶司》) 特別是在明中葉以后,朝廷的朝貢貿易衰落,使得當時幾乎是僅存的海外走私貿易,就愈發的繁榮了,據《明史》的記載稱,福建到呂宋,“商販數萬人”,足可見當時走私規模之大了。

所以,當我們去研究有關“海上絲路”的諸多現象時,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貿易,自然應是一個無法回避,也是一個極為繁鉅的課題,在接下來的日子里,筆者將為大家一一展開探討,今日且從“明代私人海外走私貿易興起的原因”來談起。

明朝海禁政策的影響?真的能禁住海外貿易嗎?

一、歐洲的“大航!,是其得以興盛起來的重要的時代背景;

十五世紀中葉,奧斯曼帝國在扼守著“陸上絲綢之路”要道上的崛起,嚴重阻礙了傳統的東西方間的貿易,催生出了自十五世紀末,到十六世紀初的歐洲的地理大發現,而這一歷史時期,則被稱之為大航海時代。

歐洲的大航海,自然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談論的主題,也就毋須絮言展開,事實上葡萄牙人首先于十六世紀初葉,漸次來到東亞,并向明廷提出通商貿易的要求,則是與其不無關聯的。當他們遭到明廷的拒絕后,滯留在中國南方沿海島嶼,并主動與中國的民間商人,在私下里進行商品貿易,又無疑進一步促使了,大明中葉以后,海外走私貿易的繁榮。

只是在明初的時候,這一影響于大明朝的私人海外走私貿易的發生,關系似乎并不是很大。

二、宋元海上“絲路”的發展,使海上貿易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;

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貿易的發生,是有其必然性的。正如我們于上文中剛剛提到的,奧斯曼帝國的崛起,對“陸上絲路”的阻礙,催生了其后的地理大發現一樣,明朝的“海禁”政策,也必然要迫使宋元以來,異常繁榮的“海上絲路”上的國際貿易,由明到暗,轉化為走私貿易。因為宋元時候“海上絲路”的異常繁榮,已經致使中國的經濟結構,于悄然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,這一趨勢,已經是無法逆轉的了。

明朝海禁政策的影響?真的能禁住海外貿易嗎?

在兩宋的三百一十九年間,朝廷對于商業的重視程度,似乎也并不亞于今天。據《宋史·食貨志》的記載稱,“天圣以來,國用浸廣,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。仁宗曰:‘貨泉之利,欲流天下通有無,何可算也?’”足可見,朝廷對貿易的重視程度了。

而兩宋時期,居于世界翹楚地位的船舶制造業,就更使得其海上貿易的繁榮如虎添翼了。如《梁夢錄·卷十二·江海船艦》所載:“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,且如海商之艦,大小不等,大者五千料,可載五六百人;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,亦可載二三百人;余者謂之“鉆風”,大小八櫓或六櫓,每船可載百余人!币簿褪钦f,兩宋時候的造船技術,就已經遙遙領先于幾百年后,到了大航海時代,歐洲的造船技術了。

與之相對應的,自然更有制瓷業、造紙業、絲織業、印刷業以及金銀器和玉器制作,等行業的高度發展,為兩宋的海上貿易提供了足夠必要的輸出的商品。而在這些產品高度發展的背后,所致使的國家結構形式的轉變,亦是無法避免的。從宏觀上講,宋高宗皇帝趙構的一段話,就很能說明問題。

據《宋會要輯稿·職官四四》的記載,趙構就曾洋洋得意地說,“市舶之利最厚,若措置合宜,所得動以百萬計,豈不勝取之于民?朕所以留意于此,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”,這一現象,其實早已逾越了一個傳統農業國家財政收入中,商業貿易稅賦收入的比例了。也就是說,似乎我們已經可以,將南宋視作為繁榮的商業社會了。

待到元朝建立以后,這一趨勢非但沒有受到扼制,其實是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。元朝還在南海建立起霸權,把海外貿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,獲取暴利。在馬可·波羅于十三世紀末,于中國歸國后,曾記述俱蘭(今印度度奎隆)的情況說,“蠻子(中國南方)商船前往該地貿易,獲取大利!

這種海外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,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能夠扼制其發展步伐的。正是在這一基礎上,當大明朝廷推出“禁海令”后,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貿易,便很快就大規模地發生,并迅速發展了起來。

明朝海禁政策的影響?真的能禁住海外貿易嗎?

三、農產品的高度商品化,迫切需要流向海外市場;

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空前繁榮的基礎上,明朝建立伊始,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經很高了。并出現了一些經濟作物的集中產區,如如閩廣的甘蔗果木,太湖流域的湖州、嘉興、杭州等地的桑蠶,安徽、 浙江的茶,等等。

謝肇淛在其《西吳杖乘》里稱,蠶桑之事,“湖人尤以為先務,其生計所資, 視田幾過之”,也就是說,從事蠶桑的收人,是要比種植水稻所獲之利,要高出好多倍呢。

事實上,除了以上農產品高度商品化的區域以外,在大明朝的其他更為廣闊的區域里,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仍占據著主導地位。這就意味著沿海地區的商品化農產品在國內的市場是極其有限的,迫切需要流向海外更為廣闊的市場里去。

四、廣泛的社會基礎,賦予了其強大的生命力;

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空前繁榮的基礎上,還出現了一大批世代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團體,其中名頭比較響亮的就有徽州海商、漳泉海商、潮惠海商、寧紹海商等等。

自明初實行“海禁”政策以來,以他們唯主體的民間海外貿易商人,就一再試圖去突破這一禁令,從事走私活動。在洪武至永樂年間,大量違禁下海的閩廣海商,“或避罪遣,或苦饑寒,流落諸番與之雜處”,對此,明初的官軍,“既不能憐情招撫”反而“更加迫害”,使得不少中國商人在海外建立據點,“恃其險遠,以拒天威”。(據《明太宗實錄》)

另有自十四世紀以來,蘇門答臘島上的三佛齊帝國(即今日的馬來西亞)日趨衰弱,爪哇島上 的滿者伯夷帝國逐漸興起,為中國海商在海外建立貿易據點創造了極好的時機,到十四世紀后半期的時候,三佛齊舊港已經漸被中國海商所據,并控制力馬來海峽。(據《明史》)

明朝海禁政策的影響?真的能禁住海外貿易嗎?

由于巨大的利益驅使,不止世代生活在海邊的海民、大商巨賈,就連一部分沿海的軍政官員,也直接或間接地加入到走私貿易中來。他們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權力,或供應貨物,或接濟航海所需器具 和食物,或為之庇護,相依謀利。

隨著走私貿易的發展, 沿海民眾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。民間把 走私看做是正大光明的事情, 走私海商在官府看來是犯人, 但在民間卻 被視為英雄。如在漳州, “至一村, 約有萬家, 寇回家, 皆云: ' 作客 回 ', 鄰居皆來相賀, 又聚數千!泵耖g觀念上的變化賦予了走私貿易道 德上的合法性, 使參與人的行為得到社會輿論上的支持。這在封建綱常 禮教嚴格控制人們思想的明朝, 簡直可以說是一種突破。

五、朝廷通過“朝貢制度”壟斷的海外貿易,形成的高額利潤空間,成為民間海外走私貿易滋長的溫床。

在大明王朝建立伊始,為了滿足政治上的需要,朱元璋一手發出“禁海令”,又對朝廷的朝貢制度大力推廣。朝貢制度中其實又包含了海外貿易的屬性。故而專家們多稱其為朝貢貿易。

明朝設有市舶司,專門掌管其貿易。

在外國使團來華“朝貢”的時候,一般又會有大批的商人隨行,所攜帶除貢品外,亦有大量的其他貨物。在貢品進貢朝廷以后,剩余的其他物品首先由官府選購其中的大宗商品,如香料等,其次剩余的則在朝廷的控制下進行“互市”。

其實流入到“互市”環節的商品,不止是在數量、還是種類上都是極為貧乏的。而被官府大批量選購的大宗商品,在獲取暴利高價賣給商人后,再經由商人之手轉賣到民間的時候,其價格的高昂,已經超出了大部分普通市民的購買能力了。

其中巨大的利潤空間,也必將誘使大批的商人鋌而走險,積極投入到走私貿易中來。似乎這也正是走私貿易屢禁不止,最終迫使隆慶開海的最大的源動力。

結語

有關“明代私人海外走私貿易的興起”,是一個頗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。就是我們當今社會里的行行業業,也無不有其自身發展的趨勢,而非幾個所謂的“大佬”可以掌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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